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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人娱乐“恶之声”与《莫言批判》一书??我为什么要批判莫言
“恶之声”与《莫言批判》一书­??我为什么要批判莫言

“恶之声”与《莫言批判》一书

­??我为什么要批判莫言

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一支强力的兴奋剂,注射给2012年的中国文坛。国人对于诺奖一直翘首以待,却一次次垂头丧气,名落孙山的极端尴尬伴随着极端的焦虑,困扰着国人。“极端”产生了“极端”??当诺奖的绣球终于抛给中国作家时,国人内心的狂热已非笔者的语言能力所能形容,高兴、兴奋、欢喜、狂热……还应该加上修饰语,大高兴、大兴奋、大欢喜、大狂热……我也是“大高兴”者之一,然而也是批判者。

如果真的热爱文学,似乎不应该仅仅被某种奖项所驱使。试问,那些被诺奖点燃激情的人们,有多少在莫言获诺奖前就认真阅读其作品的?有又多少人兴奋地谈论着“莫言”、“诺奖”,却又懒得去翻莫言的作品呢?当然会有许多读者在莫言获诺奖后慷慨地购买莫言的作品,并认真地阅读。而我则是在莫言获诺奖前就慷慨地购买莫言的作品,并认真地阅读??这里所说的“前”,虽然不算很久,但也有十余年了。其实我不仅购买并阅读莫言的作品,其他如余华、贾平凹、池莉等当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购买并认真阅读。我并非仅把从事与文学有关的工作作为谋生的手段,对于文学我是热爱的,这种热爱改变了我的专业学习与职业选择。

正因为热爱文学,我对于时下的文坛有不满,这种不满来自于创作,也来自于评论。文学作品应该是真善美的结晶??当然也可以是暴露与鞭挞假恶丑的结晶,应该给读者以真善美的引导,使读者阅读之后获得一种激动人心的向上的力量??这种“当然”的要求却已成为“当然高”的要求。我们早已不敢奢望作家是“时代的良心”,但我们以为文学作品不应该媚俗却不是奢望。我们以为文学作品不应该粗制滥造,期待着作家能够创作出许多不朽的经典之作,其情节跌宕起伏,其人物栩栩如生,其语言令人再三品味……我们以为作家不应该故弄玄虚、故作高深,期待着作家能够倾听来自读者的声音,与读者进行真诚的交流、平等的对话。我们以为评论应该基于作品本身而不是其他,评论者不应该碍于面子或基于利益而违心颂扬,应该忠诚地基于作品好处说好、坏处说坏……我们以为不应该的现象却轻易而普遍地发生了,我们以为应该的却往往难以实现。如此,岂不令人扼腕叹息?岂不令人质疑、反思?岂不令人有所欲言、有所欲为?

作为一个小人物,“所为”当然不是“力挽狂澜”,无非是尽力而已,编辑“恶之声文学批判丛书”便是我们的尽力。所谓的“恶之声”是从鲁迅那里拿来的,《破恶声论》一文,想必很多热爱鲁迅的人都读过??这比当下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有深度多了。

莫言则有幸或者不幸地入选“恶之声文学批判丛书”第一辑。言其“有幸”,是区区之见:指出莫言创作中的问题于莫言是有益的,虽然这种“有益”往往会被粗暴地看作“无益”。然而莫言如果能够深刻反思自己的创作问题,真人娱乐,并进而创作出真正的不朽之作,不是“有益”吗?我说“有益”未必有许多人赞成,“不幸”或许是众人的看法。一个声名显赫、著作等身的作家遭到文学批判不是“不幸”吗?而莫言恰巧又是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,批判莫言不是和中国文坛对着干,不是文学之不幸吗?就如我不能说服那些持“不幸”观念者一样,他们也不能说服持“有幸”观念的我。总之,“恶之声”首先向莫言“开炮”了。我们以为,若批评见风使舵、“欺软怕硬”,莫言获诺奖就不敢批判,那岂不是玷污“恶声”的旗号?

莫言的创作存在不少问题,在《莫言批判》一书中,众多批评者已指出;笔者在序言《莫言可以批判??在文学圭臬的衡量下》也搜罗了其“九大缺点”,每一缺点都有例子、有分析,并非罗织“莫须有”的罪名。如果对莫言的创作问题回避,则不仅误导作者,更是对无数的广大读者的不负责任。对于莫言获诺奖,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。但,我们热爱文学,批判莫言也是我们热爱文学的方式。批判莫言,无损于莫言对中国文学的意义??然而会更有益于文学。

出版社不仅出书,也出种种“考虑”。在种种“考虑”之下,“恶之声文学批判丛书第一辑”被引产了,然而“莫言批判”是保留着的。如果仅仅是出一本《莫言批判》,那也许会给人“凑热闹”的感觉;因此,不管书的封面上是否会出现“恶之声文学批判丛书第X辑”字样,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把丛书做下去,以实现我们的批评理念,为中华文学的真正繁荣而尽力。笔者曾为“恶之声文学批判丛书”写了篇总序言《“恶声”的召唤》,附上此文,以便说明编辑丛书的情况,并与诸君共勉。

“恶声”的召唤

经济高速跃进的时代,文学也跟着雄赳赳地发达起来;只是辩证法很辩证,数量的涨与质量的跌似乎在毫不动摇地坚持走对抗不和谐之路,给读者带来了“披沙拣金”般的“选择”难题。读什么书?读谁的书?怎么读?“大家”的书都要顶礼膜拜吗?封面上诱人的广告可信吗?评论者们口若悬河的“赞美诗”是有所保留还是夸张失实?“史诗”便真的是史诗吗?……这些问题困扰着那些喜欢读书却又对“书”时时叹息的读者。

生此时代,总想不自量力地为此时代做些事情,以告慰美好的梦,以激励自己前行。然而作为一无名无势的文人,又能做些什么呢?无非是与文学相关的。

鲁迅曾经呼唤真的恶声。可是鲁迅毕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,他所能够做的已经结束。我们很愿意想象“假如鲁迅活到今天”的意义,并会对此欢欣鼓舞。可是死去的鲁迅能够为我们这个时代做些什么呢?能够做些什么的,只能是我们这些有呼吸的。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,在这个时代进行阅读与思考。

我们虽不能发出如鲁迅所言的“恶声”,然而我们听到“恶声”,也愿意与众人分享。受此恶声的召唤,在短暂的生命之中,我们虽有懈怠,偶而会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嬉戏的生活之中,却并不始终懈怠。我们萌生了编辑“恶之声文学批判丛书”的念头。

梁启超曾对清末新思想输入之繁盛与混乱有如此之语:“盖如久处灾区之民,草根木皮、冻雀腐鼠,罔不甘之、朵颐大嚼。其能消化与否不问,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,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。”今日文坛之状,并非“实无卫生良品”,所产之文学作品也并非尽是“草根木皮、冻雀腐鼠”,我们的文坛有不少优秀的作品产生,然而也不乏带着桂冠出场的垃圾之作。被称作“文学作品”或冠以“史诗”的并非都是精神食粮,有可能是销蚀灵魂的毒药。我们并不盲目地跟在多数批评家之后,高唱着赞歌;我们也并不偏激地以为,举目望去,整个文坛恰如垃圾场。如果我们并不闭着眼睛、昧着良心说话,那就会发现此时代的文学有着种种病症,而并非是完全健康活泼、昂扬向上的。

我们以为肯定不是盲目的肯定,鼓励不是盲目的鼓励??若“捧”的大旗高扬于文坛上空,定然也是对于作者的误导,遑论读者。

“文人相轻”固然有不当之处,可“文人相重”也并非尽善尽美,甚至有时对文学的损害更大。碍于利益和情面的夸大吹捧,使本应被作者察觉、反思的不足、缺陷,被叫好的声音所掩盖,甚至会使作者晕乎乎地把鱼目当珍珠,沉浸在一个人的“史诗”中,而读者也会被迷惑。这样说并非未作者开脱责任,我们关注的是评论者是否勇敢地做谔谔之士呢?讳疾忌医的古训既未敢忘却,索性不如正视这些病症,真人娱乐。好在此病症并非不可治愈,只要行动起来,终究会有所改观。“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”,前人的话语响在耳边。

几年前我就写下这样有所不满的文字:

这是一个龌龊的文艺时代。消费主义大腹便便地登上了文艺舞台,财大气粗,以“大费”而非“小费”来犒赏那些竞折腰的文人,振臂一呼,应者云集。文学迫不及待地抛掉了圣洁、崇高的面纱,不再关注人类的灵魂,围绕着文学所进行的则是赤裸裸的名利追逐。文坛乌烟瘴气,里面堆满了作家和批评者亟待处理的污染物。作家以低级趣味的描写为手段追求作品发行的数量,洋洋自得地做着大师的幻梦,等待着众人的朝拜。批评者奉行“文人相重”的信条,对此不是发出真诚的批评之音,而是争先恐后地叫好,真人娱乐,惟恐声不够高而传布不远。“真的恶声”似乎只能发生在久远的过去或者久远的将来。刊物编辑信誓旦旦的公平审稿的承诺,则是众所周知的弥天大谎,他们睁大了眼睛审视着投稿者的身份与声望。大众传播媒介热衷于炒作如蚁附膻。各种名称好听的学术会议成了吃吃喝喝玩玩的金字招牌,作家、批评者、编辑相互之间混个脸熟之后开开心心地解散,期待着不久之后的喜相逢。各种评奖活动如上演闹剧,“演员”佯装着正儿八经,却逗得读者捧腹大笑。这样的文学环境难以产生真正伟大的作品,也容易误导读者把稗子当作稻子。

语气虽然过于激烈,批评或许过于严重,但也并非毫无根据,空穴来风。如今还持这样的观点不变,在“顽固”之中固守内心的“明镜台”。

稍可安慰的是,尽管“文人相重”之风弥漫于文坛,却也有“不识时务”、“不识抬举”的,他们有发现、有思考、有行动,从内心发出了“恶声”。这“恶声”也许尚有所欠缺,但绝非恶意的人身攻击或非理性的咒骂,无不真诚,无不是基于问题的深邃思考。

批判的目的不在于批判本身,而在于最终的无可批判。

我们有所行动,有所期待!

 

李斌

2012年12月于南昌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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